原标题：《城市规划》杂志刊登王树声教授文章！研究构建中国本土城市规划学术体系
近日，城乡规划学科领域顶级期刊《城市规划》杂志刊登了我校“中国本土规划研究领军教授团队”领军教授团队负责人王树声教授的文章《中国本土城市规划学术体系构建研究》，首次就中国本土城市规划学术体系构建的可行性、构建思路与原则、体系的核心问题等进行了系统阐述。
该团队针对快速城镇化进程中中国优秀城市建设传统断裂、城市建设脱离本土根基等问题，长期致力于中国本土城市规划价值揭示、体系构建及传承路径的研究。自2002年起，历时12年，完成全国1400余座城市的基础研究，形成了18卷《中国城市人居环境历史图典》，系统证实了中国本土规划体系，吴良镛院士评价“这是对中国城市规划的宏论，形成了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的典范”；张锦秋院士评价“揭示了在工业化以来城市规划建设顶礼膜拜的《雅典》道路之外，中国城市还有自己别样的抉择、别样的精彩”。在此研究基础上，2019、2020年又提出“城市山水人文空间格局”“文地系统规划”等概念与原理。本文是我校关于中国本土城市规划的最新研究成果，旨在为中国原创城市规划体系的现代学术构建探索路径，为中国本土城市规划学术传承奠定科学基础，特此转发，以飨读者。
王树声(1975-)，男，博士，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教授、校长、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副理事长，。
【摘要】中国在数千年的城市规划建设实践中，形成了区别于西方规划价值、原则和方法的本土原创体系。本文针对中国本土城市规划传承存在的问题，提出构建中国本土城市规划学术体系的观点。通过对中国本土城市规划的概念及其特征的分析，论述了体系构建的可行性、构建思路与原则，探讨了事关中国本土城市规划学术体系的10个核心问题，尝试为中国原创城市规划体系的现代学术构建探索路径，为中国本土城市规划学术传承奠定科学基础。
城市是文明的产物，也是文明最鲜活的载体。纵观人类文明发展史，不同文明孕育了不同的城市体系，他们之间有着人类城市共性的部分，但特别的重要的是不同体系有不一样的价值追求、规划理念和设计方法，造就了各自体系的独特性和差异性，这正是人类城市智慧的精华，弥足珍贵！工业革命以来，现代城市规划体系如同工业化发展一样风靡全球，特别是对于发展中国家，人们在追求现代城市带来的便捷、效率和利益的同时，忽视了各自文明背景下本土城市规划的价值，建筑文化和城市文化出现趋同现象和特色危机[1]，文明传承面临挑战。在快速城镇化进程中，我国城市同样也面临这样一些问题，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指出，不少城市“缺乏地域特征和民族特色”“同传统越来越远，同西化慢慢的接近”。究其深层原因，还是在东西方规划学术碰撞中，现行规划理论西化、本土规划理论断裂缺失，缺乏中国本土城市规划的价值立场、学术底气以及对实践的指导能力。在文化复兴的新时代，党和国家格外的重视城市规划建设对中华优良历史传统文化的弘扬，亟待构建中国本土城市规划学术体系，为创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规划学科[2]奠定本土根基与历史基础。
然而，中国本土城市规划学术体系构建并非易事。历史上，中国学术有“尚通不尚专”的传统[3]，历代规划人物很少对城市规划建设专门结撰立论。隋代宇文恺著有《东都图记》，可惜后世失传，至今未留下关于城市规划建设的专论，因此，普遍认为中国“未能真正开创独立的规划之‘学’”[4]。中国规划经验散见于历代典籍和方志之中，正是由于这种“史料化”“碎片化”的存在方式，很难系统把握中国本土城市规划的精髓和要义，这也造成不同角度的解读或误读，甚至有人认为中国规划无系统，不成学术体系。果真如此吗？从历代名都大邑的营建，到区域乃至天下空间秩序的经营，再到保留至今的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及各类名胜古迹，如果中国规划真没有一套完整且系统的思想、方法和技术体系，绝不可能完成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城乡人居体系的规划和建设。如果对中国城市规划经验作深入系统的挖掘、研究和体悟[5]，就会发现：中国规划虽无体系之名，但有体系之实。这犹如冯友兰先生论及中西哲学时曾有“形式上的系统”和“实质上的系统”之说，认为“要在形式上无系统之哲学中，找出其实质的系统”[6]。因此，立足现代学术语境，从“形式上无系统”的城市规划中，找出“实质上的系统”，并对其进行系统化、科学化、时代化的学术构建，建立一种“有形”“有实”的中国本土城市规划学术体系，这是中国城市规划学术传承创新的关键一环，也是文化复兴时代中国城市规划学术必须完成的历史使命。
要构建中国本土城市规划学术体系，就需首先明确何谓学术体系？学术体系是一个熟悉且常用的词汇，却鲜见一个明确统一的定义。《辞海》中“学术”指有系统的、专门的学问，“体系”指互相关联而构成的整体。据此，学术体系可以理解为自成系统且有独到见解的学问，具有明确的哲学基础和价值立场，是由概念、原理、方法等形成的一套相互关联的逻辑化的知识系统。中国本土城市规划学术体系就是要立足现代学术语境，基于中华文化价值和立场，将数千年形成的中国优秀城市规划传统进行科学化、系统化、逻辑化的学术建构。
“本土”一词是相对“外来”而讲的。顾名思义，中国本土城市规划是指在所谓西方现代规划进入中国之前，历代积淀形成的且具有现代价值的中国原创规划体系。中国本土城市规划强调3点：一是立足现代规划语境，重点强调数千年形成的城市规划体系能注入现代城市规划的部分，这就是历代城市规划中“活着”的“符合发展规律，有很强生命力”[7]的内容，也就是“现代性”特点；二是突出本土原创，强调在中国自己土地上生长起来的以及将外来文化进行了中国化的，与中华文明紧密相连，它不仅是工程和技术问题，更是一种价值体系和认知系统，体现中华文化的价值和立场，与西方外来规划相比较，它是最具中国原创和中华文明特质的部分，也就是“文明性”特点；三是重视科学逻辑，强调中国本土城市规划自成体系的内在逻辑，能够清楚界定并建立起这一体系的基本理念、原理、方法以及术语，能够解释现象，指导实践，这就是“科学性”特点。
中国本土城市规划学术体系来源于历史，超越历史，其重点不是探讨古代城市规划是什么，每个朝代规划有什么特点，而是在探讨历代规划人物在城市规划建设中执着坚守、发展、创新且能注入现代城市规划的中国价值立场以及思想、方法体系。中国历史上每个时期规划都有自己的特点，汉不同于周，唐不同于汉，历史总是在扬弃中发展、逐步走向成熟和完善。那些潜运在规划历史进程中的发展规律，以及具有永恒价值的中国智慧，正是本土城市规划重点关照的对象。这些规律和智慧超越文明不同发展阶段，其价值都是相对稳定的，这是中国本土城市规划的历史根基和哲学基础，是中华五千年文明注入现代规划的一股“源头活水”。
中国本土城市规划学术体系是立足现代学术语境，对历代城市规划建设实践中形成的具有鲜明中国特质且超越时空的规划价值、概念、原理和方法系统进行的现代学术体系构建。中国本土城市规划是一种代代赓续、“以心印心”①，具有健旺丰沛生命力，既古又新的中国原创规划体系。
近代以来，中国学人从未停止对中国本土城市规划学术体系的探索。早在上世纪50年代，梁思成、林徽因二位先生在为《雅典》中文译本所写的序中就呼吁“我们尤不可顷刻忘记，建筑和都市计划不是单纯的经济建设，它们同时也是文化建设中极重要而最显著的一部分，它们必须在民族优良的传统上发展起来”[8]。改革开放以来，吴良镛先生呼吁“寻找失去的东方城市设计传统”[9]，为中华文化复兴做好学术准备。中国几代学人始终对中国城市规划传统抱有坚定的信心，薪火相传，迎来文化复兴的新时代，中国本土城市规划学术体系的现代建构成为可能。
进入新时代，党和国家高度重视中华优秀民间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强调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近代以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未像今天这样得到如此的重视，极大增强了民族文化自信，逐渐走出以往一味崇尚西学，甚至否定自家传统的“心态”。在这种背景下，很难认知到中国传统文化和学术的价值，构建中国自己的体系是不可能的。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重拾自家规划经典，构建中国本土城市规划学术体系就成为顺理成章之事。民族复兴必然促进中国学术复兴，包括城市规划学术在内的中国本土学术的传承创新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应有之义。
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中国规划学人长期致力于中国规划学术的传承与实践，成果丰硕。在城市规划历史研究方面无论是学术通论式的整体研究，还是以某个专题，或某个区域，乃至一个城市为对象的个案研究都有深厚的积累。历史背景和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实践中对中国城市及其空间规划设计的内涵有了更深入的认识。一些典型历史城市在处理新旧关系及新区规划建设中，如何继承优良历史传统、延续城市文脉方面形成特色。还有一批新城规划建设，在继承中国优秀传统方面也进行了有益探索。这些都极大深化了对中国本土城市规划的认识，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为体系构建奠定了学术基础。
长期以来，中国是世界城市规划建设实践的重心，不同规划建设流派在这里交汇，中西方学术交流也日益加深，中国比以往更有一种世界眼光，从世界整体格局审视自身传统。与此同时，以所谓现代规划理论指导具有深厚历史文化传统国家的城市规划建设，在解决中国城市特色、历史保护、文化传承、山水环境、空间秩序等方面明显力不从心，中国式现代化城市规划建设需要从中国优秀传统中汲取养分。因此，中国本土城市规划学术体系构建要基于世界整体格局的视角，以问题为导向，融汇中西，贯通古今，激活中国价值，为中国式现代化城市规划建设提供中华智慧，为现代城市规划理论注入文明底色。
近些年来，在文化复兴的引领下，中国历史、文化、哲学、考古、艺术以及中医等学术领域的研究呈现出繁荣景象，学术成果丰硕。通过这些成果可以深入认识中国学术体系的特征，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中国学术所追求的价值理念和哲学基础。例如考古学的巨大成就，大大拓展了以往对城市起源和中国早期城市空间特征的认知；中医学以及中西医比较研究成果，有助于更深入地认识中国的整体论；哲学领域的研究成果有力推进了对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的总体特征和现代价值的认识。这些成果与城市及城市规划研究密切相关，对于理解中国学术的特征、把握中国城市的规划立场和价值追求有重要借鉴意义。
中国本土城市规划学术体系的构建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今天的中国城市是中国城市历史的延续，今天中国的城市规划也应当是中国城市规划历史的发展。现代中国城市和城市规划要把中国本土的城市规划精华发扬光大，接续历史文化根脉，夯实本土学术根基。以往由于对此重视和认识不足，习惯于从西方视角来评判，不容易把握中国城市规划体系的实质。因此，要弘扬中国城市规划的精华，就要回归中国本土城市规划体系本身，理清楚这个体系的主流脉络、原创性特征以及现代的价值和优势。构建中国本土城市规划学术体系首先要回归中国价值立场，而不能以西方规划的立场看中国，这是最根本的一点。
考察世界不同规划体系之间的差异性，其所在地区的自然、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环境往往是一个切入点。中国本土城市规划学术体系所在的环境是一个土地辽阔、历史悠久、人口众多且长期统一的东方大国，中华文化价值观对城市规划影响甚巨。中华文明特有的自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因素作用下，城市规划所关注的问题与其他文明的城市有所不同。中国历史上不同时期的城市规划是如何回应这些特殊问题的？从整体历史观来看，数千年来这些要素的相互作用对城市规划和城市空间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有什么规律？
在中国城市规划发展的长河中，既有人类城市共性的问题，也有中国城市规划自身的特殊性问题。欲明中国城市规划传统, 就需要认识中国历代规划人物力求解决什么问题, 需要认识历代规划人物如何谋划营建，他们除了解决这些人类城市共性问题之外，用“心力”最大的是什么？城市规划力求在解决什么问题，完成什么使命？也就是城市规划的“着力点”“执着处”。或者在解决人类城市共性问题的过程中，中国又有什么特殊的地方？中国城市规划的智慧必然寄存于这些特殊的地方。探寻中华文明中的城市规划之道就要在把握城市整体发展脉络的基础上，认真剖析这些特殊的部分所蕴含的中国思维、中国创造和中国智慧。
理论构建主要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而不是为了理论而理论。理论构建也不等同于历史研究，而是要在城市规划历史研究的基础之上，从整个历史发展进程中寻找贯穿古今的“道理”或者“原理”，正如古人所谓“道者，古今共由之理”②。因此，从静止的“死的”历史中探寻有生命力的“活的”的道理就离不开现实问题这个最大的“源头”[10]。中国本土城市规划学术体系构建必须面对城市规划建设的实际问题，这是理论建构的原点。因此，基于历史思维而对现实问题研究和认识的深入程度，在某种意义上决定了体系构建的水平。
中国历史上城市规划建设经验和智慧是碎片化的，但作为一个“实质上的体系”，这些碎片化形式之间并不是孤立的，而是普遍联系的，有一套内在的逻辑。只有抓住这个普遍联系的深层关系和内在逻辑，才能抓住这个体系的本质。纵观这些“碎片化”的经验，可以从中抽象出中国本土城市规划学术体系的关键要素，揭示关键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矛盾运动，并从历史发展的整体过程来分析贯穿整个中国城市规划历史的主要矛盾，把握这个体系的内在规律，建立起一套合乎中国本土城市规划内在逻辑的学术线 体系构建原则
主体性原则就是要基于中国立场，按照符合中国城市规划原创思维和实践逻辑的特点去构建，形成体现中国自身特点的知识体系，突出中国体系的原创性特点。不能“死板教条”地用西方体系对照中国，而是要深入中国体系的核心，按照中国的特点自主构建。当然，坚持主体性原则并不是闭门造车，而要立足国际视野进行学术创新，形成有国际价值的中国城市规划学术贡献。
中国本土城市规划学术体系是一个古今贯通的学术系统，必然存在一套由不同要素构成的整体，这些要素不是孤立的，而是形成一种相互联系且逻辑严密的学术整体。通过系统化的构建能够形成一系列中国本土城市规划的概念、原理和方法等，揭示支撑本土城市规划的关键要素及其结构关系，建立一种基于中华文化立场的城市规划观和方法论，为我国乃至世界其他国家规划建设提供一种中国思维，激活中国数千年城市规划体系的现代生命力。
实践性原则的核心是理论来源于实践，理论能够解释实践并指导实践。中国本土城市规划学术体系来源于中国历史上的规划建设实践，且是被历史检验为正确的实践。同时，该理论体系必须高于实践，还能够解释历史实践。此外，体系构建原点是当代城市规划建设的实际问题，所构建的理论最重要的就是能够对当代城市规划建设予以指导。因此，中国本土规划体系构建来源于历史且能解释历史应着眼于规划建设问题且能指导规划建设实践。
中国本土城市规划理论体系构建是一个新事物，也是一个不断积累共识的过程。因此，在一定时期内很难有一个完美无缺的体系出现，需要不断丰富和完善。这就需要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构建的尝试和探索，在学术思想的碰撞中逐渐趋向共识。此外，随着对中国本土城市规划认识的不断深入，或者规划建设实践中新问题的不断出现，或者城市规划重要史料的新发现，都会促进中国本土城市规划理论不断发展。
中国本土城市规划学术体系的构建，应基于以上的概念、思路与原则对事关中国本土城市规划的一些核心问题进行必要的阐述。
何谓人？何谓城市？这是无论何种规划体系，哪个规划流派都需要理清的两个基本概念，也是规划学术立论的根基。不同的文化体系，对“人”“城市”的理解亦有不同。在中国文化里，历代贤者对“人”“城市”的论述极为丰富，形成了中国文化对人的认识。这些论述未必全为精华，但对学术自信和学术话语的构建足有借鉴者，弥足珍贵。例如“仁者人也”③、“人者，天地之心”④、“城乃上下人心所寄”⑤等论述充分体现了中国思维和中国观点，对当今城市规划学术和实践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国本土城市规划学术体系构建必须与中华优秀民间传统文化贯通融合，从中汲取思想力量和规划智慧。
“城市规划”一词源自西方。中国历史上虽无城市规划之名词，但有城市规划之实。历史上也有不少名词有城市规划之义，“城市规划”一词已约定俗成，被广为接受，因此，体系构建就用“城市规划”。但须知，要理解城市规划的中国概念，就需要有历史思维，从历代城市由规划到后世不断创造、丰富和完善的过程中，寻找“巧思”。因此，不拘泥在一个城市起初规划时的理念和智慧，还要关注后来发展中的一些对环境、生活、空间等方面的独创性贡献，从这些历史的“千层饼”中寻找规划智慧，从贯通中国规划历史中体悟城市规划的中国内涵。
在数千年城市发展的历程中，城市规划在应对复杂的变化与矛盾时，每一个时期都有自身的特点。城市系统要素的生成，新要素的出现，不同要素之间的冲突与调和，这些矛盾都促使着不同时期城市的发展，有经验也有教训。但要真正把握中国城市规划发展的矛盾主线需要以历史的思维，在整个城市规划历史长河的错综复杂的矛盾变化中，寻找贯穿始终的主要矛盾。准确把握住贯穿城市规划史的主要矛盾也就抓住了中国城市规划发展的主脉，就更容易把握中国城市规划关注的核心问题和城市本质，也更容易理解中国历代规划人物和百姓所追求向往理想城市。
城市规划的价值逻辑归根结底还是人的价值逻辑。这就需要从历代城市规划建设的矛盾主线中去寻找，从人的需求与城市空间的关系中去把握。提及人的需求，世人比较熟悉的是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但中国文化中人的需求层次是不是这样呢？这就要从前文所述中国文化中“人”的概念出发，探寻中国文化中人的需求层次和价值追求。中国文化在这方面显然有自己鲜明的立场。城市规划的价值逻辑决定城市要素的空间秩序，越是价值重要往往越占据重要位置。从中国历代城市规划建设的实践及其留下的城市图中也可领略到这一点，理清城市规划的价值逻辑对于认识中国本土城市规划的基本特征至关重要。
在城市规划历史的矛盾主线和城市规划价值逻辑的影响下，就会看清中国城市的系统构成要素及其结构特征。中国城市系统构成要素中，有些和世界其他国家、民族是一致的，不约而同形成的，体现人类共同的需求，有些则是中国独创的，这是中国城市的精华和贡献。城市系统都有一个结构，独创要素往往在系统中比其他共同要素占据的位置更重要，直接影响着城市空间结构和特色[11]
。城市的深层结构往往与独创要素紧密相连。中国本土城市规划学术体系就是要回答中国城市系统要素构成的特点，这里面哪些是共同的，哪些是中国独创的，中国城市系统中哪些要素居于核心地位，在城市空间布局中起着决定性作用，进而揭示中国城市的深层结构。4.6 中国本土城市规划的基本原理
中国本土城市规划原理是历代城市规划积累形成的具有普遍意义的规律和道理，是中国本土城市规划学术体系的核心内容之一。中国历史上古人未曾有过原理的系统总结，这就需要从城市规划发展历史中提炼出来。因此，基于中国城市规划的概念、价值逻辑、城市系统构成要素及其之间的相互作用、城市规划发展的矛盾主线等方面去研究，发古人之未发。原理的凝练要立足当今而不是古代，要从中国城市规划的历史中抽象出来，指导当下的城市规划建设。这就离不开当代学术阐发，当然，阐发是基于整体历史发展脉络和历史事实而进行现代转化，用当代的学术“新语”阐述城市规划历史中形成的规律和道理，实现古今贯通。
中国本土城市规划学术体系既是一个价值体系、理论体系，还是实践体系，有一套独特的规划设计方法支撑。这些方法不是独立存在的，它是根植于城市规划的价值和原理而存在的。中国本土城市规划设计方法来源于历史，但并不是直接搬用历史上古人的做法。需要立足现代学术语境，将之进行创造性转化。历史上有些方法可以直接融入现代规划设计方法之中；有些方法虽不能直接融入，但对当下规划建设有借鉴，可以将之认真辨析，提取有益的成分进行转化和融入。当然，也有一些方法完全能被现代规划设计方法替代，甚至超越，就不再进行转化。总之，尽可能把独具中国特色且能补益现代规划设计的方法融入现代体系。
城市规划具有工程属性，中国历代城市在规划建设实践中积累了独有中国特色且行之有效的工程思维。历史上的城市规划工程可能已不完全适应当下城市，但其中蕴含的规划工程思维对当代仍有不少启发。这里所言“工程思维”不是工程建设本身的思维，而是工程与城市空间关系及其对人的生活影响的处理思维。例如，中国城市“理水”工程中蕴含着深邃智慧，“理水”工程本身是水利问题，但由该工程支撑的“水”与城市的关系及形成的环境对人的影响是规划问题，因此中国本土城市规划并不是研究理水工程自身的建设问题，而是研究如何处理水与城市空间关系及其对人的生活影响的问题。规划工程思维不是对古代工程的技术分析，而是要提取对当代城市规划有借鉴价值的思维。
规划体系研究离不开人物，规划人物的特点及其实践活动的思维和方式在某种意义上也决定了规划体系的特征。中国城市历史上，伟大规划人物代不乏人。但由于种种原因，城市规划的人物及其实践模式不为世人熟知。从中国本土城市规划学术体系构建来讲，理应明确代表性规划人物及其实践模式。从城市规划建设的历史来看，需要理清哪些人是规划建设的主导者、谋划者，城市规划的立意和空间设计主要是哪些人主持，城市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由谁来负责，规划建设的工程技术问题由谁来解决，社会各类人群与城市规划建设有什么关系，整个规划建设实践中核心人物之间如何分工，如何协作？理清这些对完善当今规划实践模式及其规划教育均有意义。
学术体系离不开术语，它都是由一系列专业性、科学性的概念所构成。中国本土城市规划作为一个学术体系，长期以来未能解决学术术语的问题，造成该学术体系难以被认识、理解和交流传播，更难于传承与应用。应明确中国本土城市规划学术术语的重要且紧迫。中国历史上自有一套规划词汇，这是中国本土城市规划学术术语的基本来源，有些词语能直接融入现代学术体系，自然就成为本土规划术语的组成部分。与此同时，中国规划中还有不少独具中国特色的内容十分重要，但历史上没有明确词汇表达，应当科学界定其概念，创造出符合其内涵的学术术语。
作为一个完整的学术体系，中国本土城市规划学术体系所要解决的核心内容包括但不局限于这10个方面，例如中国本土城市空间审美和中国本土城市规划国际影响等其他方面，也在体系构建的过程中不断深化和完善，努力更完整准确地体现中国本土城市规划学术体系的内涵。
世界多元文明孕育了多元的城市规划体系，在经历了人类最大规模城市化之后，都不断认识到自身规划传统的重要价值。中国作为一个古老的文化大国，自然应有自己的学术贡献。中国本土城市规划学术体系构建的核心，就是要把中国数千年城市规划建设实践中形成的对中国乃至世界规划有大意义、大价值、大贡献的精髓传承下去，把中国城市规划的学术薪火传承下去，为人类城市发展提供中国智慧。
中国本土城市规划学术体系构建是一项中国城市文脉的接续工程，也是一项中国本土学术的复兴工程。完成这项工程自然离不开对中国城市规划建设本身的研究，但尤为重要的是不能离开中华优良历史传统文化的滋养，要在中华优秀民间传统文化中寻找魂魄，若离开中华文化而就规划论规划，很难体会到中国本土城市规划的精髓。如若对中华优秀民间传统文化缺少敬意而心存鄙薄，对中华优良历史传统文化未能进行一番深入的学习，对中华优良历史传统文化与城市物质空间融合的历史经验未能进行一番系统的研究，对中国城市规划历史发展的大脉络未能进行一番整体的把握，中国本土城市规划学术体系就难以真正构建起来。这一切的一切最终体现在中华文化立场，体现在中国城市规划的价值立场。因此，完成中国本土城市规划学术体系构建不可能依赖他国人，只能靠我们中国人自己贯通数千年规划学脉，完成此“继绝开新”的学术使命，这是我们当代中国规划学人的历史幸运，责无旁贷！
① 正如王夫之于《船山全书·〈庄子解〉序》中所言：“古今之世殊，古今人心不殊，居今之世，以今人之心，上通古人之心，则心心相印，古人之心无不灼然可见”。
② 语出[宋]黎靖德的《朱子语类》卷十三·学七，景定四年(1263年)。
⑤ 语出《大通县志·第二部·城池》：“孟子所言‘凿斯池也，筑斯城也，与民守之’，足知城池之利，所以御寇盗、防祸乱，亦即上下人心所寄也”。
[1] 吴良镛. 国际建协《北京》：建筑学的未来[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
[4]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 中国城乡规划学学科史[M]. 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18.
[5] 王树声. 中国城市人居环境历史图典[M]. 北京：科学出版社，龙门书局, 2015.
[8] 梁思成. 梁思成全集(第五卷)[M].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
[9] 吴良镛. 建筑·城市·人居环境[M].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
[11] 王树声，高元，李小龙. 中国城市山水人文空间格局研究[J]. 城市规划学刊，2019(1)：2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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