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在中国园林博物馆筹建期间，计划在博物馆内规划几座有代表性的中国园林，以1:1的尺度仿建，作为展品。供选择的名单有好几座，经过专家组的几轮评议筛选，结果定为苏州畅园、扬州片石山房和广州番禺余荫山房中的深柳堂三座。为什么是这三座呢？我的理解是：这三座园林，除了能反映中国园林不一样的风格流派外，还与它们所在城市的历史背景和文化密不可分。苏州、扬州、广州都是具有2500多年的历史背景和文化名城，是中国历史上的经济中心——苏州的丝绸、扬州的盐业、广州的外贸。从城市文化来看，这三个城市历史上都出现过著名的画派——苏州的吴门画派，扬州以八怪为代表的扬州画派和广州的岺南画派。三个城市都有突出的戏曲代表，都有在国内外有一定的影响力的菜系餐饮文化。这三个城市的历史名园，入选园博馆室内复制展示绝非偶然，它既反映了城市文明对园林艺术的塑造，也反映了园林文化是城市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园林是城市化的产物，有其必然性。
以考古发掘为依据的结论证明，城市的出现是人类文明曙光的其中一个标志。中华文明在新石器时期的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均有史前城市遗迹的分布。以公元前3300年至公元前2300年浙江杭州余杭良渚古城遗址为例，其城墙东西宽约1500～1700米，南北长约1800～1900米，城内面积约2.9平方公里（相当于一个颐和园大小）。共有9座城门，其中8座是水路城门，只有南城墙当中的一座是陆路通道，足见前人对城中水系规划设计的周全。城内还有莫角山等一系列人工堆筑的高大土墩遗址，在这座史前稻作文明的大规模综合型考古遗址内，还发现了人工驯化后的桃核，经中外专家一同研究，确定是嫁接而成的品种，这也体现了植物栽培技术的进步。再有，在建筑遗存中，发现了榫卯结构的木质构件，使支撑中国古代建筑几千年的关键技艺的源头大大推前。
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成为中国的第55处世界遗产（图片来源于网络）
良渚古城是2007年发现的，在良渚古城外围新近又确认了存在一个规模宏大的水利系统，是我国迄今所知最早的大型水利工程，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拦洪水坝系统，这个发现也将中国水利史的源头上推到了距今5000年左右。良渚古城遗址相关城墙、水利、人工土墩、植物栽培技术、建筑结构技术的考古发现，恰恰对应了叠山、理水、种植、建筑等园林要素。这并非偶然现象，而是园林与城市的必然关系。仅对史前城市遗址的工程技术成就分析，就可得出造园的技术条件已涵盖上述结论。
园林是城市化的产物，没有城市就不会产生园林这个概念。所谓城市，“城”指城墙，带有防御作用。“市”是交易、做买卖。中国古代园林的产生应该与城市化进程相关，当人们由于生计而被圈廓在城中生活，城中密集的建筑、有限的空间、嘈杂的环境，全然失去了城外自然的山水野趣。有条件的市民便不断引进自然元素，小到树木花草的引种、鱼虫鸟兽的饲养，大到自然山水的模拟，进而亭台楼阁的点缀，这大概就是园林的衍化过程。这个人们追求与自然融合的过程，在城市出现以后的任何时期都在不断地自发或不自发地重复着。从古至今人们也用不同的词汇形容城市和园林的密切关系：古代有一个对园林很通用的雅号，叫“城市山林”；现代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先生曾倡导过“山水城市”；当代有“园林城市”的评判标准和规范条件。
现代城市的园林建设已归纳到城市规划、城市建设和城市管理之中。在每个城市的规划进程中，有绿地系统的专项规划；具有保护级别的历史名园要划出保护区和保护范围；新建居住小区要满足绿地率要求。宋代有人提出过理想的居住条件应该是：“三分水，二分竹，一分屋。”这九个字已包含了理想的绿地率和容积率，充足表现了古人的园林意识。在城市发生、发展、变更、飞跃的过程中，园林都是正能量。
2015年8月6日，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公布了25座首批北京历史名园。（二环以内12座，二环以外三环以内7座，四环以外五环以内3座，五环以外3座。）这中间还包括市公园管理中心下属的全部11座市属公园。这些历史名园是北京建城史和建都史的历史见证，是北京古都风貌的重要组成部分。将这25座历史名园的解说词串联起来，就是一部北京的建城史、建都史。比如莲花池公园，莲花池曾经叫过“西湖”“七里泺”，它曾是早期北京城，包括燕、蓟古城、北朝幽州蓟城、隋唐五代的幽州、辽代的南京（燕京）、金代的中都延用将近两千年的城市供水源头。不止是历史名园，只要是北京的公园，不管规模大小、年代远近，只要是在北京土地上，总能找到该园的历史坐标，讲出它的故事和与北京城的关系。
●北海琼华岛是至今北京城的原生点。北京作为全国的政治中心，起始于元大都。北海琼华岛的存在，决定了元大都的选址，奠定了元明清北京的城市格局，特别是中轴线的形成。传说当年忽必烈在琼华岛上向东射了一箭，落点确定了中轴的位置。虽是传说，却可以佐证北海与城市之间关系的必然性，这种关系是我国古代都城与皇家园林结合的典范。
●颐和园昆明湖与北京的城市供水。昆明湖原是自然泉水汇聚成的湖泊，科学测定，成湖已有3500多年。历史上有过“大泊湖”“瓮山泊”“西湖”“金海”等名称。元大都建成不久，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由郭守敬建议并主持，引昌平白浮泉注入瓮山泊，开金水河由和义门（即西直门）南，流入大都城，应是元大都城市供水的配套工程。清乾隆十五年（1750年）湖区经深广展拓，改名昆明湖，瓮山改名万寿山，建成万寿山清漪园，是清代西郊三山五园最后建成的一座皇家园林。昆明湖的东堤是一座拦水坝，湖底与堤外地面持平，可称作悬湖，实际是一座水库，是北京供水系统的一处枢纽。密云水库建成后，它是京密引水工程的枢纽，南水北调以后，它仍然具有枢纽作用。水是城市的命脉，在我们分析园林与城市关系的时候，绝对不能忽略水系的作用，这也是园林与城市最掰不开的一对关系。
●城墙上的遗址公园。城墙遗址的保护是保护古都风貌的重要内容。北京在新建的城市公园中，有一类是在元大都土城和明清城墙遗址上规划设计兴建的，不少被评定为精品公园。广安门外的滨河公园突出了金中都作为北京建都肇始的典丽；土城公园表述了元大都的曾有辉煌。用园林的造园手法，将明代“凸”字形城址，以绿色基调勾勒出来，北二环沿线还结合旧有民居，妆点历史元素，既保护又利用，成为北京城市文明一道既古典又现代的靓丽风景线。用园林的手段展示城市的历史记忆，无疑是最佳选择。
北京的园林与城市间的关系还很多，像明清时期北京城的中轴线公里，景山公园万春亭是这根轴线上的制高点。如今城市轴线向北延伸，北端的结束点是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的仰山，仰山的高度略低于景山。城市虽然在扩展，但其标志还是由园林的形态来标示，像天坛祈年殿、颐和园佛香阁、北海白塔、景山万春亭仍然是北京的地标性建筑。
园林与城市的关系，是普遍的现象，如西湖与杭州。全国知名的西湖有数十处之多，称作西湖，皆是相对城市的方位而言的。北京具有3400多年的建城史和800多年的建都史，园林与城市的关系就显得特别突出。北京不仅拥有皇家园林，还有多座皇家用于祭祀的坛庙园林，私家园林也多为王府花园，寺庙园林也多为勅建的寺庙，而且郊野的自然山水风景名胜园林，也多有帝王的题咏和足迹，这就使北京的园林刻载上了浓重的皇家文化印记。这一现象不仅在国内，而且从国际上看也是绝无仅有的罕见现象。所以有人说北京的园林不是世界一流，而是世界第一。
我在过去分析北海文化价值时，曾总结出四性：一是天赋的原生性；二是文化的汇聚性；三是生态的覆盖性；四是城市的功能性。现在看来，这四性可用来概括北京历史名园的文化价值。
北京的三山五园都是在自然山水、湖泊湿地的基础上修建的。北海、是永定河的一条故道残留。十八世纪，英国有一位画家和艺术理论家叫雷诺兹，他对园林下过一个极其简括的定义，叫做：“经过美化的，对人有利的自然。”中国的园林总是以山水取胜，即使是假山，也要由自然山石构成。
首先是历史背景和文化的积聚，包括宫廷文化、祭祀文化、宗教文化、建筑文化、植物文化、山水文化、戏曲文化、民族文化、书法文化、餐饮文化等。就民族文化而言，北京经过辽、金、元、明、清几个朝代，曾经有过契丹、女真、蒙古、满族四个少数民族所建立的政权在北京的历史园林所存留的烙印中，具有可读性和可辨识性，同时更多的反映在宗教信仰和民俗文化之中。以北海阅古楼、快雪堂为代表的书法文化的显现和以颐和园大戏楼为代表的戏曲文化的传承都凝聚着物质与非物质文化的特异品质与可持续发展性。
这里所说的生态，是自然生态。依据气象部门的统计数据，地处北京核心区的北海公园，其最高气温低于市区平均温度2～3度，日温差低于市区4度。大面积的绿地和水面，可以轻松又有效缓解热岛效应。北京二环以内的12座历史名园，绿地面积最大的是天坛，水面面积最大的是北海，绿地地势最高的是景山，加上紫禁城内的御花园和劳动人民文化宫、太庙、中山公园社稷坛，这些北京的历史名园，都在所处的城镇区域内发挥着不可小觑的作用。
历史名园转换成城市公园，反映出这些园林在不同历史时期所具有的城市功能。历史上，北京历史名园的城市功能，反映在封建帝都的城市规划和规制上。作为城市公园开放以后，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改革开放以来，又赋予了与时俱进的时代风采，成为首都北京的新亮点，是北京作为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和国际交往中心功能定位中标志性的景观和重大国内、国际活动的理想场所，也是精神文明建设、爱国主义教育、科普教育的重要基地。历史名园还是北京城市规划的重点保护区和区域性规划的核心出发点。
首批25家历史名园，每年接待游人总量早已过亿，游客参观游览、休闲健身等活动丰富多彩，自发的广场歌舞、登山、地书等活动简直可以视作是一种新民俗，反映了市民生活的幸福指数。
1954年国际园林景观建筑师联合会在维也纳召开的第四次大会上，英国造园家杰利克对世界园林体系进行了概括，他认为概括世界有三大园林体系，欧洲体系、西亚体系和中国体系。纵观中国园林发展史，时代是中国园林艺术的共性，地域是中国园林艺术的个性。长期以来，把中国园林的产生定格在商周之际的“囿”，而忽略了“囿”之前园林形态的探讨。我相信随考古发现，中国园林将可溯源到与城市发生共生关系的更加久远的时代。
2016年4月底，我在通州区参加了城市副中心规划园林建设的研讨，内容有15座新建、改造的公园和31条绿化提升改造的公路。对通州区来说，城市副中心的建设是城市化的历史性飞跃，而园林绿化的作用，则可以验证我的观点——“园林在城市发生、发展、变更、飞跃的过程中都是正能量。”
